六月四日那天,一下班我便離開,在天后下車,吃了點東西,便到維園去。
五時將盡,空氣之中殘留烈日的溫度。一區已坐滿了人,我們坐在二區頗前的位置,就在鐵鋼燈架之下,向前台的視線被擋,但也無所謂。在微微發燙的綠地上舖了紙張,坐下來。面前是一排列的記者,有我們所知道的本地工新聞作者,也有說不出來歷的外地傳媒。
我們默默的等。七時許,大會派發白燭紙罩;八時前,天還未黑,已經燭光遍野,像山火一樣燃燒開去。一群攝影人士私自攀上三層樓高的鐵鋼燈架之上,漸漸,樓台上聚集了不下十位大漢,統統拿著照相機,忘形高處。
坐在我們前面的,是一對母子。起初,大家都不以為然,直至前面的母親說,那太危險了,怎麼可以。燈架哪能承受如此的重量。恐懼蔓延,我們手拿燭火,開始討論,要是台架崩塌,應該逃向左,還是奔向右。她吶喊,下來吧,下來吧。可是架上無人聽見。四周的人,紛紛附和。下來吧,下來吧。於是,有的人下來,有的人,卻堅持不下。
母親再吶喊,自私的人。站台架二層的男人,他激動回應,我自私?我不過拍一張照片,自私甚麼。二人互相指責,隔空對罵。他下來以後,馬上提了鐵矮摺櫈,立於其上,高舉手中相機,鋒芒如同劍拔,一副報仇雪恨的姿態,長鏡頭對準欄內一米之外的母親,然後便是一連串的快門按聲。我目睹暴力的張狂,血雨腥風,以另一種形式在面前赤裸呈現。縱旁觀者眾,眼睜睜,又可以怎樣。
母親不忿亦不懼,她說,你拍吧,你儘管拍吧,我怕你甚麼。兒子不忍母親受辱,終按捺不住,驀地站起,舉起憤恨的拳頭,衝向男人。男人收起相機,怒擲鐵櫈。眼見二人就要動手,欄外的人馬上拉住男人,欄內,母親拉住兒子,他掙脫開去,她又拉住。我放下燭光,站起來幫忙,左手繞他肩膀,右手抓緊他手臂。一旁的大叔說,小姐,你得小心他手中的鑰匙會傷到你。我才發現,何時他的赤手空拳之中一串鑰匙猶如手握利刃。
我把鑰匙從他緊握的手中取走。一番糾纏過後,眾人臉紅耳赤,男人離開,兒子收起拳頭,我坐下來,把鑰匙還給他母親。兒子望一望我,有點不好意思,對我說,噢,何時你把我的鑰匙拿走了我竟沒發覺。我沒有說甚麼,繼續唱著自由花。
我感覺,紛爭與暴力,好像從來沒有離開過。有些馬上平息了,有更多的,卻不是「平息」二字可勉強得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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